“纯铜四块五。”我开口，“掺假的按杂铜价，两块三。要么退货，要么分价。”
老张的眼珠子在我和李老头之间来回转。
“分价。”李老头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装车。”
我、老张，还有李老头，三个人把那三百斤废铜往平板车上搬。铜料的毛边割手，我左手掌心被划了一道口子，血渗出来，混着铁锈和汗，黏糊糊的。两百多斤压上去，平板车的轮胎明显瘪了一大截，车轴吱呀作响。
李老头从仓库角落翻出几块破木板，垫在车厢边上挡住货。他的背心已经湿透，贴在后背上。
“走。”
我攥着车把，胳膊上的筋绷起来。车太重了，前轮直打晃。我弓着腰，一步一步往前蹬。
出了电机厂后门，拐上正街。太阳刚冒头，把半边天染成橘红色。我低着头赶路，汗从下巴往下滴，在水泥地上洇出一个一个深色的圆点。
路过电机厂正门的时候，我瞥见一个人影。
赵强。
他就站在厂门口的石狮子旁边，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他不是躲着——他就站在那里，明目张胆地看着我。看着我推着一车废铜，从电机厂的方向出来，满头大汗，手上还带着血口子。
他的嘴微微张着，烟从手指间滑下来，掉在地上。
他没喊我。我也没停。
平板车从他面前过去了。我盯着前面的路，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钉在我后背上。不是那种看笑话的眼神——是困惑，像是看见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人。
收购站的院子洒了一层水，压住了尘土。我们把货卸下来，重新过秤，分堆。
李老头蹲在杆秤旁边，拨着秤砣，嘴里念念有词。算完了，他从蓝布包里数出一叠毛票和钢镚，数了三十八块五给我。
“比预计少了。”他说。
“嗯。”
我接过钱，塞进兜里。本钱从一百二变成了第一百五十八块五。慢是慢了点，但钱在涨。
李老头把钱包装好，忽然抬头看我。
“今天这批货里的门道，你比我清楚。”
我没接话。
“但有人比你更早清楚。”他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那个穿西装的，你认识？”
我摇头。
“我也不认识。”李老头把杆秤挂回墙上的钉子，“但我认识他手腕上的表。上海牌，全钢的，百货大楼卖一百八一块。收废品的，戴不起那种表。”
我退出收购站的大门，拐过街角。墙根底下贴着一张新纸，浆糊还没干透，边角翘着。
“高价回收各类废旧金属，价格从优。”
没有落款，只有一个传呼机号码。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把号码记在心里，然后蹬着空车回了住处。
钱压在搪瓷杯底下。我躺下，手伸进口袋，摸到那枚五分硬币，硬币被体温捂得发热。
还没等我闭上眼睛，门响了。
笃、笃、笃。三下，不紧不慢。
我翻身起来，拉开门。
赵强站在门口。他的衬衫扣子解开了两颗，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我很熟悉——不是嘲讽，不是轻蔑，是一种我从没在他脸上见过的认真。
“炜杰，”他说，“我想跟你谈谈。”
门还开着，晨风从门外灌进来，带着一股铁锈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