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说话，把次品放在秤盘上，看着她。
她的脸色变了：“都是好货，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把小镜子举起来对着光。缺口白得刺眼。
摊主低下头，把次品扫进脚下铁盒子里。
“我再挑一遍。自己拣。”我蹲下来，一个一个往外拣，每个都翻过来看背面。拣出来的货比原先少了三成，但都是完好的。我把钱数给她，起身走了。
第二个摊位卖塑料梳子和卡通纽扣。摊主五十多岁，坐在马扎上，半导体收音机里单田芳的声音沙沙地传出来。见我过来，他把音量拧小。
“批货？”
“梳子、纽扣，来一点。”
梳子三毛一把，纽扣两分钱一个。我算了算手里的钱，不敢多买——除去刚才花掉的两百三十七块，还剩七百多，但路费、饭钱、意外都得留。
“梳子四十把，纽扣五百个。”
摊主从纸箱子里往外数，我在旁边看着。两大包货，花了两百六十八块五。我背着往市场门口走，塑料绳勒出一道红印。
门口有个茶水摊，我要了一碗凉茶，两分钱。搪瓷缸子上印着”先进集体”四个红字，漆掉了一半。我端着碗看那两包货——数量少得可怜。原本打算进五种，最后只进了四种，每种都只够试卖。
这不是什么完美开端。这是勉强开始。
我喝完凉茶，背起货往长途汽车站走。太阳偏西，影子拉得老长。
回程车上，我旁边坐着个老头。
六十多岁，洗得发白的蓝布帽子，灰色中山装肘部打着补丁。一上车，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我那两包货。
“小伙子，做生意的？”
“嗯。”
“这行不好做。”他把拐杖往两腿中间一插，“去年我也干过，亏了。”
我没接话，看着窗外。
老头又问：“你那个发卡，”拐杖尖指了指我的包，“三毛五进的吧？”
我转头看他。
他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门牙缺半颗：“我儿子在红旗乡镇集市摆摊。这种发卡，他卖两毛。你进贵了。”
我的手攥紧了包上的塑料绳，绳子嵌进掌心，勒出白印。
摊主看我是生面孔，报高了价。七毛五一个的发卡，实际批发价可能只要五毛。光是发卡，我就多花了五六块。够两天生活费。
“批发市场就这样。”老头把帽子往下拉了拉，眯起眼睛，“你年轻，面生，不宰你宰谁。下回多走几家，别急着掏钱包。”
车到站，天已擦黑。我背着货下车，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下挪。经过我身边时，他用拐杖轻轻敲了敲我的包：“祝你好运。”
我沿着老街往住处走。路灯昏黄，飞满小虫。经过街角时，抬头看一眼——收购站的灯还亮着。
我把货放在桌上，解开塑料绳，一摞一摞摆出来。数量少得可怜。我拿起一个发卡在灯光下看了看，放下。
门外传来敲门声。笃、笃。两下，很重。
我拉开门。
李老头站在门口，脸色不好看。搪瓷缸子攥在手里，茶水晃动着，差点洒出来。
“出事了。”他说，声音沙哑，“周明远的人，今天来收购站，说要盘下我的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