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海和周明远不是铁板一块。周明远背着郑东海做事，还打他的旗号，这就是裂缝。这封信，就是一粒种子。
第二天傍晚，陈婉清来了。
她站在柜台前面，深蓝色呢子大衣，头发盘得一丝不乱。店里没客人，赵强在后排理货。
“你胆子不小。”她说。
“我只是说了事实。”
“你知道周明远在郑总身边跟了多久？”她往前倾了半寸，声音压低，“七年。从郑总还在倒腾电子表那会儿就跟着。七年里，郑总三次被人堵在胡同里，两次是周明远替他挡的刀。”
我伸手从柜台下摸出一个搪瓷缸，给她倒了杯热水。搪瓷缸上印着”劳动模范”四个字，红漆有点掉了。
“七年不代表他不做错事。”我说。
陈婉清没接搪瓷缸。她看着我，那两口深井还是静，但井底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她沉默了一会儿。店里只有暖水瓶的保温声和赵强搬货箱的摩擦声。
“信我交给了郑总。”她说，“他说……他会看。”
她转身要走，高跟鞋在水泥地上”咔”地一声停住。她没回头，背对着我说：“炜杰，郑总看完信后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年轻人，比我想象的聪明。”
“他是夸我还是骂我？”
陈婉清第一次笑了。很浅的笑，嘴角往上走了大概两毫米，但确实是笑。
“在郑总嘴里，这是一句话。”她说完，走了。木板门在她身后”吱呀”一声关上。
晚上九点，我在店里盘点。
煤油灯摆在柜台上，灯芯拧到最小，一跳一跳的光把货架的影子投在墙上。我在记账本上写今天的流水：二十六块五。
门响了。
苏晓棠走进来，手里攥着什么。她走到柜台前，把一叠东西放在玻璃台面上——八十块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叠得整整齐齐，用一根白色橡皮筋捆着。
“不是说不急吗？”我放下笔。
“我急。”她说完，转身走了。门帘在她身后晃了两下，停住。
我把那八十块钱拿起来，钱上有股淡淡的肥皂味。我把钱收进抽屉，继续盘点。
窗外，一辆浅灰色的吉普车停在老地方。街角，路灯照不到的位置，车头朝着这边。
我放下账本，走出去。
吉普车里没人。驾驶座的门没锁，车窗留了条缝。我走近，朝里看——方向盘上搭着一件藏青色外套，副驾座上扔着一本《企业管理》杂志。驾驶座的皮垫子上，放着一个白色信封，没封口。
我伸手进去，拿起信封。纸很厚，是铜版纸的质感。
里面只有一张纸条。从本子上裁下来的横格纸。上面只有两个字——
谢谢。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但我知道是谁写的。
我把纸条对折，揣进外套内袋。吉普车铁皮上的凉意透过手掌传过来，冬天的夜风从街那头吹过来，带着煤烟和远处工厂锅炉的硫磺味。
我走回店里，把木门闩上。
柜台下面，我把父亲的笔记本拿出来。黑色塑料皮的，封面角磨白了。我翻到”11月3日”那一页，下面有一行我爸的字：“赵铁柱借款三百元，利息一分五。”
我在下面加了一行，用那支钢笔写的，蓝黑墨水：
“11月10日。店被砸。重新开张。信给郑东海。他回了两个字——谢谢。”
我合上笔记本，吹灭煤油灯。店里黑了，只有街角吉普车的轮廓在窗外一动不动，像一个还没说完的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