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急什么？万一真有内伤呢？”
唐甜甜的声音闷闷的。
丁维钧没有回头看她，自顾自地站在公交站牌下面，两手背在身后。
他的背有些驼，蓝布中山装的后背被汗浸湿了一大片，贴在身上，勾勒出肩胛骨的形状。
“内伤？哼。人家大夫说了，花生米那么大。花生米。你当是揣了个西瓜呢？”
他愤愤不平。
他娶过俩老婆了，生过两次孩子了，唐甜甜跟他那两个前妻相比，就是太娇了，太作了。
这是娶年纪很小的老婆的报应吧。
丁维钧如今深深认为，他就是现世报。
公交车来了。
丁维钧把唐甜甜拉上车，两人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座位，一路无话。
唐甜甜靠着车窗，纱巾重新裹好了脑袋，遮住了那道血口子和狗啃一样的头发，只露出两只眼睛。
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灰扑扑的楼房，骑自行车的人，卖冰棍的大妈。
她忽然转过头，盯着丁维钧斑白的鬓角。
那张老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沉默地盯着前方座椅靠背上贴的“乘车守则”。
公交车晃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南郊终点站。
两人下了车，沿着那条烂泥路往回走。
唐甜甜的鞋踩在泥里，鞋跟陷进去，拔出来的时候发出咕唧一声闷响，泥点子溅在小腿上，她连擦都懒得擦了。
拐过胡同口，唐甜甜远远地看到自家院门大敞着，心里咯噔一下，加快脚步走了过去。
吴大明早已不知去向。
院门就那么敞着，门扇被风吹得轻轻晃动，门轴发出吱嘎吱嘎的干涩声响。
院子里的石桌上还摆着中午吃剩的碗筷，苍蝇在碗沿上爬来爬去。
唐甜甜冲进屋里翻了一遍——房契还在，户口本还在，藏在枕头底下的小布包也还在，里面是丁维钧给她的零花钱，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和粮票。
好在这一会儿的工夫，胡同里那些捡破烂的、扒墙头的都还没发现这个院子门户大开，没人进来偷东西。
丁维钧把院门关上，正要别上门闩，一只手从外面推开了门。
那只手不大，手指细长白皙，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一看就不是干活的手。
手腕上戴着一块沪市牌手表，表带是棕色的牛皮，表盘亮晶晶的。
丁维钧抬起头，对上一副酒瓶底似的厚眼镜。
镜片后面的两只眼睛被放大了两倍，像两颗煮过头的桂圆。
陈秘书。
方老的心腹，市委办公室的老资格，跟丁维钧打过不下二十次交道。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确良短袖衬衫，领口别着一枚锃亮的领袖像章，左手夹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右手掏出一块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
“丁维钧啊丁维钧，你这是晚节不保啊，哈哈！”
陈秘书的笑容在镜片后面闪烁，那副厚重的眼镜片在午后的阳光下反射出两道白晃晃的光斑，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神。
丁维钧的脸沉了下去。
他一把抓住陈秘书的胳膊，把他拉进了院子，动作快得像拽一个不听话的小孩。
院门在陈秘书身后砰地一声关上，门闩哐当落下。
“有事说事。”
丁维钧的声音压得很低，每一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