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红霞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她侧过身，把脸埋进刘平奎的肩膀里，哭得浑身发抖。
刘平奎伸出手，慢慢地拍着她的后背，一下一下的，像在哄一个孩子。
“别哭了，”他说，“哭多了伤身体。”
韦红霞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脸，看着刘平奎。刘平奎的眼睛闭着，呼吸很轻很均匀，像是睡着了。
她在他旁边躺下来，握着他的手，闭上了眼睛。
手机在枕头底下震了一下。
她没有看，她知道是谁发来的。不是周五金，就是王老三，不是王老三，就是李瘸子。
这些人像苍蝇一样，叮着她不放，叮着她身上的每一寸肉。
她不在乎了，她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明天刘平奎的药还够不够吃。
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照得屋子里一片银白。
韦红霞睁开眼睛，看着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月光，那月光很冷，冷得像她口袋里的那些钱，冷得像那些男人压在她身上的身体，冷得像她正在一点一点死去的心。
她翻了个身，面朝刘平奎，把脸贴在他的后背上。
他的后背很瘦，骨头硌得她脸疼，但他的体温还在，心跳还在。一下，一下，一下，很慢，很弱，但还在。
只要还在，她就不能停。
韦红霞的手机成了热线。
周五金给她列了一张名单，上面写着日期、时间和地点。
有时候是周五金家，有时候是镇上的一家小旅馆，有时候是客人自己开的房间。
客人什么人都有——镇上的小老板、跑运输的司机、工地上的包工头、甚至还有两个是村干部。
每个人都是一百块，韦红霞拿八十，周五金抽二十。
一天多的时候接三四个，少的时候一两个。
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刘平奎的药费像个无底洞，多少钱填进去都看不见水花。
周五金每天晚上都会给她发一条消息，像打卡一样：“今天生意不错，明天继续。”
有时候还会附上一句：“你那边有没有新人？澡堂子又缺人了。”
韦红霞每次都回：“在找。”
她确实在找。她把村里那些手头紧的女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像过筛子一样。
筛掉那些嘴不严的，筛掉那些长得不行的，筛掉那些男人在家的，最后筛出来的，没剩几个。
她想到了一个人——陈秀英。
陈秀英三十五岁，丈夫在煤矿上出了事故，瘫痪在床三年了。
她一个人照顾丈夫和两个孩子，日子过得比孙桂兰还苦。
韦红霞跟她不太熟，但知道她是个嘴严的人，三年了，从来没听她跟任何人抱怨过。
那天下午，韦红霞去了一趟陈秀英家。
陈秀英家的院子比孙桂兰家的还破，土墙塌了半截，用玉米秆子挡着。院子里晒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一只瘦骨嶙峋的猫蹲在墙头，绿莹莹的眼睛盯着韦红霞看。
陈秀英正在给丈夫擦身子。
她男人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半睁半闭，嘴巴微微张着，嘴角流着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