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大彪，真的没事。”
赵大彪走了。
韦红霞关上门蹲在床边，把那两条假烟从床底下拉出来又看了一遍。
第二天一大早，韦红霞带着那条假烟去了隔壁村的小卖部。
小卖部的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姓周，大家都叫她周姐。
韦红霞跟她不熟，但打过几次照面。
她把假烟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柜台上，周姐拿起来看了一眼，又拆开闻了闻。
“多少钱一条？”
“四十。比批发价还便宜二十。你要是多要，还能再便宜。”
周姐看了韦红霞一眼，目光从她脸上的疤滑过去，没有多问，要了五条货。
韦红霞从周五金那里拿货每条二十，卖四十，一条净赚二十，五条一百块。
她把那一百块钱捏在手心里，攥得出汗。
走出小卖部的时候太阳很大，晒得她头皮发麻。她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把烟掐了。
她不知道自己现在算什么人——卖过淫，赌过钱，拉过皮条，做过医托，现在又开始卖假烟。
像一个陀螺，被生活抽着转，转到最后不知道会倒在哪条沟里。
她只知道她停不下来，停下来就会倒，倒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韦红霞又去了第二个小卖部，第三个小卖部，还有那些牌友，那些在牌桌上输钱给她的男人女人们。
那些人买烟不问真假，只问价钱。
四十块一条的红塔山，比外面便宜一半，不买是傻子。
韦红霞不告诉他们这是假烟，也不告诉他们这是真的，她只是把烟放在桌上，说一句“帮我卖卖”。
来买烟的人也不问，拿走了，抽了，觉得味道有点怪也不来找她。几块钱的事，不值得。
十天下来，韦红霞卖出了二十几条假烟，赚了四百多块。
不多，但比医托来钱快，也比医托省力气。
她把钱存进银行，存折上的数字又近了一步。她看着那个数字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了。
那天晚上赵大彪来送汤，韦红霞正在灶房里把那二十几条假烟的货款装进信封。
听见脚步声，她手忙脚乱地把信封塞进灶膛的灰堆里。赵大彪走进来，手里拎着保温桶，看了她一眼。
“红霞姐，你在藏什么？”
赵大彪走到灶膛前蹲下来，伸手从灰堆里扒出那个信封。
信封已经被灰熏黑了，鼓鼓囊囊的，他用袖子擦了擦，打开，里面是一沓钞票和一张写着账目的纸。
他看了一遍账目，抬起头看着韦红霞。
“红霞姐，你在卖假烟？”
韦红霞看着他，心里堵着一块大石头，说不清是难受还是别的什么情绪。
但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听不清：“大彪，我……”
“别说了。”赵大彪站起来，把信封放在灶台上，看着韦红霞。
他的目光里没有愤怒，没有失望，只有一种很深很重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
“大彪，你打我吧，骂我吧，你怎么样都行，你别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