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诏书既下，便如巨石入潭，激起千层浪。只是这波澜，在最初的惊涛骇浪之后，并未迅速平息，反而转化为水面下更加汹涌复杂的暗流。紫禁城的天空依旧湛蓝，琉璃瓦在秋日阳光下闪烁着威严而冰冷的光泽，但宫墙内的空气，却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拉扯、绷紧，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前的压抑与躁动。
皇帝的决心似乎无可动摇。旨意明发天下的次日，礼部、鸿胪寺、钦天监的官员们便被召入宫中，在司礼监、内阁的督导下，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禅让大典。吉日很快选定：十月十五，月圆之日，寓意圆满更替。时间仓促，距离眼下不过二十余天，这对一场关乎国本交接、需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的超级大典而言，无疑是极大的挑战。但无人敢提出异议，更无人敢拖延。所有人都从这紧迫的时间表中，读出了皇帝（或者说即将成为太上皇的嘉靖帝）急流勇退、甚至可能身体状况堪忧的暗示，也读出了新君即将全面掌权的决心。
筹备工作在沉默而高效地进行着。礼部官员翻烂了故纸堆，寻找着上古尧舜禅让的仅存仪注，并参照本朝登基、册封大典的规制，小心斟酌，拟订程式。鸿胪寺的官员们则忙于演习仪轨，训练百官班次、朝拜礼节。钦天监不仅选定了吉日，还需观测天象，为大典那日的天气祈福。工部、内官监则负责整修奉天门、皇极殿等典礼场所，制备一应卤簿仪仗、册宝礼服。整个朝廷的官僚机器，似乎一夜之间被上紧了发条，围绕着“禅让”这个核心，高速而沉默地转动起来。
然而，表面的忙碌与有序，掩盖不住其下涌动的波澜。真正的角力与博弈，并非在那些繁琐的礼仪程式之上，而在更为核心、更为关键的领域——权力，与人。
文华殿后殿，如今已成了实质上的权力中枢。太子朱载垕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处理着雪片般飞来的奏章，接见着络绎不绝的臣工。他的桌案上，除了日常政务，如今又多了一叠厚厚的名单与奏疏，那是关于“天衍门”案的最新进展、关于废止斋醮及清理僧道方士的汇报、关于减免赋税的具体章程，以及，最敏感也最重要的一份——新朝人事布局的初步考量。
禅让在即，他朱载垕虽然尚未正式登基，但“准皇帝”的身份已无可争议。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更何况，当今陛下（即将成为太上皇）在“罪己诏”中痛陈前非，其数十年来所倚重的某些人和某些势力，必然面临清洗或边缘化。而新君要推行新政，稳定朝局，也必须有自己的班底。哪些位置要动？哪些人要留？哪些人要升？哪些人要贬甚至……要杀？每一个名字背后，都牵扯着盘根错节的利益、渊源和派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重臣，已经或明或暗地递上了各种名单和建议。六部九卿、地方督抚、科道言官，乃至勋贵、武将、内廷宦官，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无数颗心都在悬着。有人渴望从龙之功，飞黄腾达；有人担心被清算，惶惶不可终日；有人则试图在新旧交替的夹缝中，左右逢源，保住权位。
朱载垕揉了揉发胀的眉心，将手中的一份名单放下。这是徐阶私下呈递的，关于六部堂官及各地督抚的“考评与去留建议”。徐阁老办事老到，名单详实，每个人的履历、政绩、风评、派系，乃至与已倒台的严嵩、与方士、与“天衍门”可能存在的瓜葛，都做了简要标注，并在最后给出了“宜留用”、“宜调任”、“宜致仕”或“宜查”的建议。客观而言，这是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名单，体现了徐阶为首辅的识人之明和平衡手腕。
但朱载垕看得并不轻松。徐阶的建议，固然稳妥，但未免过于“平衡”，或者说，过于维护现有文官集团，尤其是其中与他关系密切的“南直隶—江南”一系的利益。很多位置，他建议“宜留用”或“宜调任”（平级调动），而建议“宜致仕”或“宜查”的，要么是年事已高、确实该退的，要么是恶名昭彰、人皆曰可去的，要么就是与徐阶政见不合、或属于其他派系的。对于真正需要大力整顿的吏治痼疾、需要破格提拔的实干人才，这份名单显得保守而谨慎。
“徐阁老求稳啊。” 朱载垕心中暗叹。他能理解徐阶的顾虑，新旧交替之际，稳定压倒一切，不宜进行大规模、剧烈的官员变动，以免引起恐慌和动荡。但“稳”不等于“不变”，更不等于“因循守旧”。父皇将江山交到他手里，是希望他能“坐正、坐直、坐稳”，是希望他能革除弊政，而非延续旧制。若不能趁此机会，在关键位置换上得力、可靠、且有锐气的人，未来的改革必将步履维艰。
他的目光落在另一份奏疏上，那是高拱呈递的《陈时政疏》。高拱的奏疏，一如既往的犀利直接，矛头直指吏治腐败、边防废弛、财政窘迫三大弊，并提出一系列大胆的整改建议，包括严惩贪墨、整顿卫所、清丈田亩、改革漕运等。在奏疏的最后，高拱虽未明言人事，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现有某些官员尸位素餐、因循苟且的不满，并隐隐建议“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暗示应不拘一格，提拔有真才实学、勇于任事者。
高拱的锐气，正是朱载垕所欣赏的，但也正是需要警惕的。高拱才干超群，但性格刚直，锋芒过露，在朝中树敌不少。若骤然将其置于首辅或类似要职，恐难服众，也容易激化矛盾。但若不用，又实在可惜。如何用他，用在何处，既能发挥其才干，又不至于引起朝局剧烈震荡，需要仔细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