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陈宛之就坐在了主帐的矮几前。
昨夜睡得浅，梦里全是“三代”“谱牒”“保人”这几个字来回滚，像磨面的石碾子压着脑仁。她睁眼时天色灰蒙，营地还静着，巡夜的梆子声刚敲过三遍。她没叫人，自己披衣起身，把昨夜写下的那张纸又摊开看了一遍：**查三代、索谱牒、重保人**。墨迹干了，字却比昨夜更沉，压得人心口发闷。
她倒了半碗凉水喝下，提笔蘸墨，在另一张纸上写下“祖籍证明”四字，下面画出格式，开始仿造望禾原陈氏户册的样式填写内容。笔是旧笔，纸是粗纸，写起来拉手，但她不敢用好纸——太显眼。她一笔一划照着记忆中县衙文书的模样描，连落款官印的位置都留得恰到好处。
可写到“族谱抄录”这一项时，笔尖顿住了。
渔村哪来的族谱？全村十几个姓陈的人家共用一个牌位，连字都没几个，谁家能拿出一本正经八百的谱牒来？她曾听老族长提过，祠堂毁于十年前的大水，牌位冲走，账册烧光，如今只剩一块断碑歪在河滩上，连字迹都看不清了。
她放下笔，从怀里掏出铜鱼符，放在纸上比了比。这东西是渔村陈家的信物，老族长亲手交给她的，说是祖上传下来的凭证。可它再真，也盖不了骑缝章。朝廷要的是白纸黑字、红印骑缝、五位乡老画押按手印——少一样都不行。
她咬了咬牙，继续写联保书。
先列五个名字：村东头卖柴的老吴，西巷教蒙童的赵先生，还有三个平日里和她家走得近的叔伯。她照着记忆模仿他们的签名，一个个描下来。老吴的字歪得像蚯蚓爬，赵先生的一笔楷还算工整，另三人她只见过他们在借据上按过指印，笔迹全靠猜。
写完三份，她盯着看。远看还行，近瞧破绽一堆。老吴的名字写成了“吴大山”，可他本名叫“吴二牛”；赵先生的“赵”字右边多了一横，成了“赶”；最麻烦的是印章——地方乡老作保，虽不用官印，但也得有个私章或画押记号。她没有，只能拿炭条拓了个模糊的圆圈，权当是印。
她把三样东西摆在一起：伪造的祖籍证明、拼凑的族谱抄录、漏洞百出的联保书。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可只要派个小吏去望禾原走一趟，哪怕问一个活着的老人，立刻就会露馅。
她伸手揉了揉眉心，指尖有点抖。
不是怕。是累。
八年了，从剪发束冠那天起，她就没走过一条坦途。县试赌名额，府试被人举报舞弊，逃荒路上控疫救人，哪一次不是踩着刀尖过来的？可这一次不一样。以前是别人查她有没有才学，现在是查她是不是“人”。她连自己是谁都说不清——生父是前朝废太子，这事没人知道，也不能说；养父陈大山一家早亡于水患，连坟都找不到。她若说自己是陈家人，靠什么证？靠一块铜鱼符？靠一段没人记得的童年？
她低头看着那堆假文书，忽然觉得可笑。
笑完，又不想笑了。
她把纸一张张卷起来，塞进贴身内袋。然后起身走到帐外。
天已微明，营地开始冒烟。有人在烧火做饭，孩子们蹲在井边刷牙，洗衣区的石灰线昨夜被雨水冲淡了些，守值的后生正拿着刷子补。她站在坡上看了会儿，招手把人叫来：“重新刷一遍，加浓些。”
“是。”
“另外，把《防疫八条》的图示再抄一份，贴到东区去。”
“昨儿刚贴过。”
“再贴。”她说，“我要人人都认得清。”
后生应声而去。她转身回帐，坐下来翻出昨日搜集的州府公文副本——那是她托许记商队里一个识字伙计偷偷抄来的《考籍清核令》节选。她逐字看下去，确认这不是地方临时举措，而是礼部统一颁行的政令，全国一体执行。这意味着，她没法指望某个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法靠运气混过去。
她合上公文，沉默良久。
然后取下腰间药囊，从夹层里摸出一小块碎银，又翻出一封信皮，写下“烦请递至州城南巷刘主簿”几字，封好。这是她最后一条路：找旧识小吏通融一下，看能不能在户籍档里补个记录，哪怕只是暂时挂名。刘主簿是三年前她在县试时认识的，那时他还是个抄录员，她替他治过一场风寒，对方一直念着这份情。
她叫来一个常跑州城送药的少年：“把这个送去南巷刘主簿家，亲手交给他，别让第二个人看见。”
少年点头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