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血沃江南
第五章 长崎的唐人屋 (1647-1648)
日本，长崎港。这里是大航海时代东亚最重要的国际商港之一，也是德川幕府“锁国”政策下，少数被允许与外国（中国、荷兰）进行有限贸易的窗口。港口内，唐船（中国商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馆船、以及日本本地的朱印船交错停泊，形成一幅奇特的、充满异域风情的画面。空气中弥漫着鱼腥、香料、木材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混合了各国语言与文化的喧嚣气息。
然而，对于刚刚经历了一个月惊涛骇浪、九死一生航行的沈继祚、王擎涛一行来说，长崎港的繁华景象，并未带来多少安慰，反而让他们心中更加忐忑。他们的五艘船，经过风暴、疾病和缺水的折磨，抵达时已是破败不堪，船上的人更是面黄肌瘦，神情恍惚。更要命的是，他们没有德川幕府颁发的、允许来日贸易的官方凭证——“朱印状”。
在这个“锁国”时代，没有朱印状的外国船只贸然进入长崎，是严重违反日本国法的行为。轻则驱逐、扣押货物，重则船毁人亡。
“妈的，这鬼地方，规矩比鞑子还多！” 王擎涛站在船头，看着港口外围那些悬挂着“丸十字”旗（荷兰东印度公司旗）和“日之丸”旗（日本官方旗帜）的巡逻关船，低声咒骂。他已经派人驾着小艇，携带着少量金银和礼物，前往港口的“唐人屋”区域，寻找“旧相识”疏通关系。但能否成功，谁心里都没底。
“唐人屋”，是长崎港内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居住着数百户来自大明（如今已是前朝）的商人、工匠、水手及其家属。他们大多是在万历、天启年间，为了躲避倭寇后期的混乱、或是单纯为了贸易而来到日本，并在此定居。经过数十年经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和文化势力，内部有自己的会馆（如“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寺庙（如“兴福寺”，即南京寺）、甚至私塾。他们与日本当地官员、商人关系错综复杂，既是沟通中日贸易的桥梁，也时常成为日本当局监控和防范的对象。
沈继祚站在王擎涛身边，目光复杂地打量着这片陌生的土地。这里的建筑风格混杂，既有日本式的木造町屋，也有带着明显闽南、岭南风格的砖石建筑。街上行人衣着各异，有穿着和服的日本人，有穿着明式服装（但似乎样式已有些许变化）的唐人，也有奇装异服的荷兰商人。耳边传来的，是日语、闽南语、官话、甚至荷兰语的嘈杂声响。
“这里……就是海外汉人的样子吗？” 沈继祚心中暗想。他看到一些唐人孩童在街边嬉戏，他们说着流利的日语，间或夹杂着几个汉语词汇，行为举止已与日本人孩童无异。只有那黑发黄肤，和身上依稀可辨的汉式衣襟，还能看出他们的根脉所在。一种难以言喻的疏离感涌上心头——这些人的祖先，或许和他一样，来自那片如今正血流成河的故土。但几十年过去，他们似乎已经在这片异国的土壤上，扎下了新的根，对故国正在发生的惨剧，又能了解多少？又有多少感同身受？
就在他们焦虑等待时，一艘悬挂着特殊家纹旗的小型日本关船，在一名身着唐装、头戴“网巾”的中年汉人引导下，缓缓靠了过来。那汉人约莫四十多岁，面容精明，留着整齐的短须，他站在船头，用带着浓重闽南口音的官话高声问道：“来的可是‘海龙王’王当家的船？”
王擎涛精神一振，连忙拱手：“正是在下！不知阁下是……”
“在下陈安平，忝为长崎‘福建会馆’理事。” 那汉人拱手还礼，语气不卑不亢，“接到王当家派人传来的消息，会馆几位老先生特命在下来迎。请王当家和诸位，先随在下到‘唐人屋’暂歇，此地非说话之所。”
陈安平的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扫过王擎涛身后那些衣衫褴褛、神色惊惶的难民，尤其是在沈继祚和他身边那几个明显是读书人打扮、却护卫着沉重木箱的人身上，多停留了一瞬，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诧异与深思。
“有劳陈先生！” 王擎涛大喜，连忙下令船只跟随陈安平的关船，驶向“唐人屋”区域一处相对僻静的私人码头。
码头上，早已有几名同样身着唐装、但气质沉稳、年岁较长的老者在等候。为首一人，年约六旬，须发花白，面容清癯，目光沉静，正是长崎“福建会馆”的会长，人称“林老”的林道谦。他早年是福建海商，因擅长与日本官府周旋，被推举为会馆主事，在长崎唐人社区中威望甚高。
双方见面，一番简短的寒暄与介绍后，林道谦将王擎涛、沈继祚等人引入码头旁一座不起眼但内部颇为宽敞的宅院。院门一关，隔绝了外界的喧嚣。
“王当家，沈公子，还有诸位乡亲，一路辛苦。” 林道谦示意众人落座，仆人奉上茶水，他开门见山，“你们的来意，安平已粗略告知。只是……”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如今这时局，你们这样过来，实在是……太过冒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