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呢？”
他笑了。不是友好的那种，是让你觉得他知道你口袋里有多少钱的笑。“条件就是，你的货从周老板那里进，卖多少周老板说了算。”
我摇头。
孙海没生气。他把烟塞回兜里，双手插进夹克口袋。“周老板还说了，江城这地界，做生意不容易。一个人单打独斗，万一出点什么事，没人帮衬。”
这话不是商量，是告示。
他看我五秒钟，见我没回话，转身走向吉普。车门砰地关上，发动机吭哧了两声才打着，排气管喷出一股浓黑的烟，从我脚边漫过去。
我站在那儿，看着吉普拐过街角，排气管的声音一点点远去，最后消失在老街那头。
我上楼，开门，把包扔在地上。
屋里没开灯，天还没黑透，但光线已经暗了。站在屋子中央，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叠毛票。十六块八今天的全部收成。
把钱掏出来，数了两遍，塞回口袋。走到窗边，推开窗——老街的路灯亮了，昏黄的一盏，照着底下走来走去的人影。对面杂货铺的收音机开着，正在放《渴望》的主题曲，毛阿敏的声音飘上来。
孙海知道我的住处。
这不是临时起意的传话，是摸底。他们知道我在哪儿住、在哪儿摆摊、坐什么车回来。下一步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请吃饭。
我离开窗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木箱。箱子里是我全部的家当——还剩七百多块，分三摞用橡皮筋扎着。我把钱拿出来，分成四份：两百塞回箱子，推进床底最深处；两百卷成筒，塞进墙缝里，用一张旧报纸糊住；三百揣进内衣口袋，贴着肚皮；剩下几十块零钱，留在裤兜里日常用。
做完这些，坐在床沿上，盯着地上的影子。
一个人打不过郑东海的势力。他们有车、有人、有省城的关系网。我呢？有一堆发卡和十六块八。
李老头的店关了，暂时指望不上。父母——更不能让他们卷进来。父亲的手有工伤，母亲在纺织厂三班倒，他们经不起折腾。
但我不是一个人。至少前世不是。
我想起一件事。前世一九九零年，我在机械厂单身宿舍的报纸上读到过一则消息——省城有个”温州商会”，是一群温州籍商人搞起来的互助会。他们互相拆借资金，共享货源信息，最重要的是，有人欺负其中一个，其他人一起上。郑东海再横，也不敢同时跟几十个温州人对干。
问题是，江城有没有温州人？我不知道。前世的我在工厂里浑浑噩噩，两耳不闻窗外事，根本注意不到身边有没有外地人。
但这是一个方向。
窗外天完全黑了，路灯底下有飞蛾在扑棱。站起身，把床铺好，准备明天一早去李老头那儿——他的店关了，但人还在，他知道江城的老底。
刚吹灭蜡烛，门外传来脚步声。
不是正常的上楼声。那脚步声在楼梯口停了一下，又往上走，很慢，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在我门口停住了。
我站在床边，没动。
敲门声。两下，不轻不重。
“谁？”
门外沉默了两秒。然后：“我。”
赵强的声音。
我把蜡烛重新点上，走过去，拉开门栓。
赵强站在门口，和以往不同。他没叼烟，没带人，身后空空的。灯光照在他脸上——表情复杂，不是来挑衅的，也不是来传话的。他像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站在这里。
“炜杰，”他说，声音比平时低，“我能进来吗？”
他顿了一下，又补了半句：
“我有话跟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