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那张纸条铺在李老头面前。
收购站里光线暗，百叶窗拉了一半，地上堆着没卖完的废铜。李老头没开灯，捏着纸条看了很久，纸在他手指间微微发颤。他把它放下，从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大前门，火柴划了三下才点着。
“不是谈判。”他吐出一口烟，烟往上走，在百叶窗缝里停住，“是面试。”
我没说话。
“郑东海想瞧瞧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收编。”李老头用烟灰缸沿敲了敲烟身，“你不去，他不高兴，觉得你不给面子。你去了，说错话，他觉得你不懂事。更麻烦。”
“您觉得我该说什么？”
李老头又吸了一口，这次吸得很深。他望着窗外，那扇窗玻璃上积着一层油灰。“什么都别答应。什么都别拒得太死。点头，听，笑，但不签字。不表态。签字就是卖身，点头哈腰就是认栽。”
“他要是不让我走呢？”
“他会让你走的。”李老头把烟灰弹进搪瓷缸，“郑东海这种人，讲究体面。不会在第一顿饭上动粗。但你记住——他给你的每一个笑脸，都是在算账。”
我看着他眼角的皱纹。“您当年遇到过这种人？”
他停了一下。烟灰落在缸沿上，他吹掉它。“遇到过。我跑掉了。”他说得很快，像掀过一页日历，“六几年的事，不说了。”
他把烟摁灭，半截烟在缸底拧了一圈。“你要是回不来了，”他说，眼睛没看我，“我去找你。”
这不是承诺。这是一个坐标。他知道我去哪了。
我骑车回了父母家。不是告别，就是看看。
院子里飘出白菜炖粉条的味道。母亲在灶台前忙活，铝锅咕嘟咕嘟响，锅盖缝里冒白气。她看见我，用围裙擦了擦手：“来得正好，盛饭。”
我坐在小板凳上择菜，枯黄的叶子掰掉，绿的留下。母亲在旁边切姜丝，案板笃笃响。她把切完的姜丝拢进一只白瓷碟里，碟子边上印着牡丹花，红彤彤的，用了十多年，白瓷都泛黄了。
“我这几天要去一趟省城。”我说，“可能待几天。”
“去干啥？”
“生意上的事。”
她没再问，把瓷碟放到灶台上。灶火映着她的侧脸。
父亲回来的时候，天刚擦黑。蓝色工装上蹭着机油，手里拎着一个铝饭盒，饭盒上印着红星机械厂的字样，红漆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的铝色。他进门看见我，“嗯”了一声，把饭盒放在柜子上，打开来，里面是半个吃剩的馒头，他用铝箔纸包着。
饭桌上三只搪瓷碗，红边，碗底印着”奖”字。筷子筒是截竹筒做的，边上裂了一道缝，用铁丝箍着。白菜炖粉条盛在一只蓝边大海碗里，油花浮在上面，粉条炖得透明。炜婷扒拉着饭，偷偷把粉条挑到碗底，想把白菜盖在上面。
“爸，”我夹了一筷子白菜，“你那个工伤，厂里怎么说？”
父亲的手停了一下。右手，食指和中指微微抖着，那是冲床咬的。“快退休了，”他说，“不折腾了。”
“要是有人来找你，说是什么单位的，别理。”
他抬起眼看我。那双眼在工厂干了三十年，看人一样是看零件的眼神。他没问为什么，低下头继续吃，筷子碰在碗沿上，叮的一声。
炜婷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推到我面前。成绩单，年级第三。数学满分，英语九十八。
我从兜里掏出五块八毛钱，纸币加钢镚，数了两遍，放在她手边。“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