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哥。”她把钱叠好，塞进校服口袋，又低头吃饭，嘴角偷偷翘了一下。
临走的时候，母亲送到门口。她没开院灯，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在外头，别跟人置气。”
我”嗯”了一声，推车往外走。
父亲没出来送。可我走到巷口，回头望了一眼。他站在院门口，手里还攥着那个铝饭盒，月光把饭盒照成银白色。他没动，就站在那，看我。
筒子楼的楼道里声控灯坏了，我摸黑上了三楼。赵强开门的时候，屋里一股泡面味，混着汗味。窗帘拉着，分不清白天黑夜。他比上次更瘦，颧骨突出来，眼窝陷下去，但眼睛里有东西——不是光，是烧到一半的炭，还热着。
“我要去省城，几天。”我坐在他床边，弹簧吱呀响，“去见郑东海。”
他手一抖，泡面叉子掉在地上。“比他更大的人？”
“嗯。”
他蹲下捡叉子，蹲了很久，脊背弯成一张弓。“你要是……回不来怎么办？”
“那五十块钱你不用还了。”
他笑了一下，嘴角扯得勉强，眼眶却红了。“你他妈的，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那五十块。”他站起来，把叉子扔在桌上，叉子弹了一下掉进泡面桶里，“我跟你去。”
“不用。”我从兜里掏出小摊的钥匙，铜的，放在桌上，“你帮我守着摊。我回来还要靠它吃饭。”
他看着那把钥匙，看了很久。钥匙在桌上反着光，铜色发暗。然后拿起来，攥在手心，指节都白了。
“回来请你喝酒。”我说。
他没说话，点了点头，把我送到门口。我下楼的时候，听见他在三楼喊：“炜杰！”我抬头，他探出半个身子，“那五十块，我肯定会还的。”
我摆摆手，走进夜色里。
回到住处，我把钱分了三份。一份藏在床板下，一份塞在破棉鞋里，一份贴身带着。父亲的笔记本——那个黑色塑料皮的——我放在衬衫内袋里，贴着肋骨。
坐在床边，从裤兜里摸出那枚五分硬币。镍币磨得发亮，边角的齿纹都平了。从红星厂辞职那天我就开始攥着它，攥了半年。我把它放在桌上，硬币转了个圈，倒下去，正面朝上，麦穗那面朝上。
窗外传来吉普车的声音，柴油发动机，怠速的抖动像只病兽在喘。我拉开窗帘一条缝——街角停着那辆墨绿色吉普。孙海坐在驾驶室里，红点一亮一灭，他在抽烟。
他知道我要去省城。他在等。
我拉上窗帘，躺回床上。天花板上有块水渍，形状像一只鸟，翅膀是张开的。
正要闭眼，门外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不是孙海的，孙海穿皮鞋，这是布鞋，走在水泥地上几乎没有声音。我坐起来。脚步声停了，然后——
笃，笃。
很轻，两下。
我下床，拉开门。走廊里空空荡荡，声控灯没亮。我低头，门槛外面放着一个小布包，蓝白格子的手绢打的结。捡起来，还温着。打开来——两个煮熟的鸡蛋，蛋壳上布着细密的裂纹，是刚出锅的。
手绢角上绣着一个字，红线，针脚细密：“安”。
我攥着那两个字，站在门口。走廊尽头有扇窗，月光从那里照进来，在地上铺出一条银色的路。
我关上门，把鸡蛋放在桌上，挨着那枚五分硬币。
明天一早，去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