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加速。引擎的轰鸣声越来越大，机身在跑道上震动了几下，然后抬起机头。地面的灯火倾斜了，跑道灯迅速缩小成两排模糊的光点。机舱里的灯光暗下来，只有阅读灯在头顶发出微弱的白光。飞机穿过一层薄薄的云，窗外的城市灯火变成了一片模糊的光斑，然后消失了。重庆没有了。那些他开了无数次的长江大桥、他每天从办公室窗外看到的嘉陵江、他和她在江边并肩站着看过的灯火——全被云层吞没了。
飞机进入平飞高度。空乘推着饮料车从过道里走过，问他要喝什么。他说水。他把水杯放在小桌板上，没有喝。杯里的水面在机身的轻微震动中微微荡漾。他看着那杯水，忽然想起费瓦湖的水——湖水也是轻轻晃动的，湖面上倒映着鱼尾峰的雪顶。那时她站在船尾，把桨插入水中，动作很慢，涟漪一圈一圈荡开。晨雾还没散，世界安静得只剩下船桨划水的声音。她唱了一首他听不懂的歌。后来她告诉他，那是唱给女神的。他当时说他不信女神。她说，信就是真的。
现在他坐在三万英尺的高空，飞机正在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底下是她相信的那些山。窗外是浓得化不开的黑暗，但他知道山在那里——洛子峰、马卡鲁、安纳普尔纳、萨加玛塔。她在飞往重庆的航班上曾用手指在舷窗上一座一座地划过它们的轮廓，叫出它们的名字。那时候她说，“山在等你。”他问，“你信吗。”她说，“信。”现在他开始有点明白了——信不是用来证明的，信是用来让你在独自面对黑夜的时候，有一个能说话的人。信是她被压在楼板下面十个小时里唯一能抓住的东西。信是她在雪崩之后念度母心咒时唇齿间的温度。信是她在洛萨节火塘边听女神故事时眼眶里的光。信是她在法餐厅里蹲下来一张张捡钞票时心里最后那一句“他会很好”。信是她留在天台铁栏杆上那根褪成浅红的红绳。信是她系在村口白塔上那条经幡，风每吹动一次，就是念了一遍经文。
他靠在座椅靠背上，闭上眼，但没有睡着。他的脑子里开始浮现那些画面，不是连续的，是跳跃的——像一部被拆散的胶卷，每一帧都是她。
加德满都杜巴广场。落日把废墟染成金红色，灰尘在光束中浮动如碎金。她蹲在地上，用袖子擦一尊半埋在瓦砾中的象神雕像。她的袖口沾满灰尘，动作轻得像在擦一件瓷器。他站在十几米外，举起相机。她的侧脸在夕阳里很安静，睫毛在脸颊上投下细密的阴影。他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相机放下了，没有按快门。他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放下。后来他知道——因为有些画面不需要被记录下来。它们会自己在心里生长，像雪莲花一样，从最冷最硬的石头缝里长出来。
费瓦湖。晨雾还没散。湖面上只有他们一条船。她坐在船尾，把桨插入水中，船轻轻滑开。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水里什么东西似的。他坐在船头，看着她。她唱完那首歌，他说你唱得真好听。她笑着说阿妈教的，每一个夏尔巴女人都会唱。她告诉他第一首歌是唱给山神的。后来她又唱了一首，说这首歌是唱给那个翻山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的人。她当时只是随口一说。后来他才知道，那个故事和她之间的隐喻——她也在唱她自己，唱那个有一天会翻山而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的自己。
郎当山谷木屋。雪崩之后。她念完度母心咒，睁开眼睛，火炉的火苗在她眼睛里跳动。她说，山是活的。它给，它也拿走。你站在山上，就要随时准备把命还给山。他当时觉得那是他听过最残酷的信仰。后来他才懂——那不是残酷，是接受。她不是不怕死，她只是把死亡当成山的一部分。就像把雪当成冬天的一部分，把风当成春天的一部分。她的信仰里没有“永远”这个词。永远太长了，长到不真实。她只相信循环——水流到恒河，恒河流进大海，大海变成云，云变成雨，雨落回雪山上。死不是终结，是循环的一部分。
洛萨节火塘。柏枝在火里噼啪作响，香气弥漫。火塘边的人围着听老僧人讲女神的故事。她坐在他旁边，火光把她的侧脸染成了暖金色。她听着故事，眼睛一眨不眨，像在听一件关乎自己一生的事。后来他站在门廊上，外面全是星星。她站在他旁边，把红绳系在他手腕上。她说，我从来没有把这个给别人系过。他低头看着手腕上的红绳，细得像一根扯不断的线。她是说，她从来没有把红绳给别人系过。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和平塔。月光把白塔照得几乎透明。他从口袋里拿出红绳，绕过她的手腕，笨拙地打了一个结，又打了一个结。他说，在我们那儿，红绳是拴住一个人的意思。她说，在我们这儿，是拴住一辈子的意思。远处的喜马拉雅山脉在月光下泛着幽幽蓝光。她靠进他怀里，头顶刚好抵住他的下巴。他闻到她头发里柏枝和酥油的气味。她说明天就要回重庆了。他说不怕吗。她说，怕，但和你一起就不怕了。她从来不怕山，不怕雪崩，不怕一个人在加德满都的街头被拒绝一百次。但她怕去重庆。不是因为重庆冷，不是因为重庆有雾，是因为重庆有他父亲。她怕的不是山，是人。但她还是去了。因为她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