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枕头底下又摸出一个红色的本子，是他们的结婚证。
十六年了，结婚证已经发黄发脆，边角卷了起来，但照片上的两个人还年轻，还笑着，还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
“红霞，我想你再嫁人。”刘平奎看着那个结婚证，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
“大彪答应我了，他会照顾你。你要是愿意，就跟他过。他腿脚不好，但人实诚，不会让你吃苦。你要是不愿意，那就找一个你愿意的。总之，你不能一个人。你不能到老了还是一个人。”
韦红霞哭得蹲在了地上，双手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
她哭了很久，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睛肿了，哭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她蹲在地上，像一堆被人丢弃的旧衣服。
刘平奎坐在床边，看着她，没有下床来扶她。他没有力气下床，也没有力气扶她。
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她哭，浑浊的眼睛里有泪光，但始终没有掉下来。
“红霞，”他说，“你答应我。”
韦红霞蹲在地上，抬起头，满脸泪痕地看着他。她的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不答应”，想说“你死了我也不活了”，想说“你别丢下我一个人”。
但这些话在嘴边转了几圈，最后变成了一句—— “我答应你。”
刘平奎笑了。那笑容很轻，很淡，但很真。像十六年前新婚之夜，他抱着她在屋子里转圈时的那个笑容。
韦红霞从地上站起来，擦了擦脸，走到柜子前，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和户口本。
她把两样东西和结婚证放在一起，用一根橡皮筋扎好，装进包里。
“走吧。”她说。
她扶着刘平奎走出了院门。
深秋的早晨很冷，地上有白霜，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
刘平奎走得很慢，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但他不肯让韦红霞背，也不肯坐车，说要自己走过去。
从刘家湾到镇上，走路要一个多小时。韦红霞扶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像两个正在走向终点的朝圣者。
路两边的田野光秃秃的，一片荒凉，远处的山被雾气遮住了，什么都看不清。
走到镇上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
民政局在镇政府大楼的一楼，韦红霞扶着刘平奎走进去，大厅里有几个人在排队，都是来办结婚的，穿着新衣服，脸上带着笑。
他们看见刘平奎蜡黄的脸和韦红霞红肿的眼睛，目光里带着好奇和同情，但没有人问。
轮到他们的时候，办事员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戴着眼镜，看了看刘平奎的脸色，又看了看韦红霞的眼泪，犹豫了一下。
“你们想好了？”她问。
“想好了。”刘平奎说。
办事员看了看那张离婚申请书，又看了看结婚证，然后拿出两张表格，让他们填。
韦红霞接过表格，手抖得写不了字，刘平奎把表格拿过去，一笔一划地写。
他写得很慢，每写一个字都要歇一下，但他的字比韦红霞写的好看多了，一笔一划，方方正正的，像他这个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