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管理委员会利用日军惧怕美国对在美日侨进行反报复心理，带领和组织侨民与日本看守斗智斗勇，最大限度地争取权利和自由。他们秘密组织与外面的乡民进行交易，换取食品，秘密与外界联系，争取有关方面的援助。最成功的是组织恒安石、狄兰越狱逃跑，使得集中营与重庆美军援华总部取得联系，争取到国际红十字会的援救物资，并为美军空投伞兵部队最终解放集中营做了充分准备。
组建乐队歌咏队话剧社驱走寂寞孤独
在集中营内，活跃着一支颇具规模的乐队。因为是以基督教救世军的一支铜管乐队为主组成，所以叫做救世军乐队。救世军是一个以军队形式作为架构和行政方针，以基督教作为信仰基本的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有人在教堂的地下室找到一架陈旧不堪的钢琴，经过修理，成了乐队的主要装备。救世军乐队中，有几位是天津歌舞团木管乐组的成员和业余提琴手。他们穿梭在医院、教堂，频频演出，为侨民们带来了欢乐。
1945年5月，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他们猜测离重获自由的日子不远了，救世军乐队将当时的美、英、中、苏四国国歌择段重编，加上宗教颂曲秘密排练演出，准备迎接集中营解放的那一天。
集中营内另有一支歌咏队，经常演唱民谣、小曲、情歌乃至古典派作曲。受到侨民欢迎的还有一个话剧社。话剧社由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手组成，他们经常演出的剧目是萧伯纳的《安德克雷斯与狮子》。没有道具，他们因陋就简，把红十字会所赠罐头的空盒子收集起来，为剧中的罗马士兵做甲胄。话剧社和救世军乐队、歌咏队的演出，自行组织的舞会，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活动，让侨民暂时忘却了身边的烦恼。
老师精心护佑，不让孩子们心灵染尘
“要保持态度，成熟文雅的样子，都应当保持，正像白金汉宫里那两位公主一样。要坐得直，食物不可满口塞，吞咽后再说话，刀子撞盘不能出声，讲话声要低，不抱怨。”很难想象，这是在集中营中老师对学生的要求。
这些孩子大多来自芝罘学校，他们的老师不断教导孩子：“虽然我们外表是囚犯，但内心里不是。”“我们要想象着，我们跟以前一样还在学校里。大树下就是露天教室，大地就是桌椅，我们总有一天会从这里出去”。
老师同样用行动作答：孩子们被组织起来，有连绵不断的讲授和户外活动。将孩子们的精神全部集中动员起来，使他们无暇去想那些忧虑、可怕的事。
于是，在孩子们眼中，“战争无非是整天穿着便衣去集合上课、开会、举行节目和户外游戏等等玩意儿罢了。我们都相信，老师会安排一切来照顾我们。”
戴爱美永远忘不了那温馨的一刻，“生日那天，一位老师弄到一只苹果给我庆祝。她招我到医院的背后，只有我们两人。她取出一只铁盒，放到临时的炉灶上。生火后，将苹果削成薄片，一片一片在油中煎着给我吃。我觉得像在玩魔术，又似进入幻境……”
埃里克利迪尔病逝离解放不足200天
一个人的逝去震撼了集中营。尽管天气极寒，几乎所有的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和追思会。人们在他墓前竖起十字架，用黑鞋油写下他的名字。他叫埃里克利迪尔，中文名李爱锐，苏格兰人，1902年出生在天津。
1945年2月，离集中营解放不足200天，利迪尔患脑瘤病逝。
利迪尔成为集中营内的名人，不仅因他是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上400米跑的金牌得主，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正直、爱心、乐观，帮助和感染了周围所有的人。
1942年利迪尔进集中营前，已在天津的一所中学里当了近20年的教师。
“我们的曲棍球棒坏了，就去找爱锐叔叔。他找来床单撕剪下的布条，捆扎起来，稍加整修，好像新的一样。天津来的学生赶不上功课，他就自告奋勇担任教授科学一项。”作为自治管理委员会康乐小组的负责人，利迪尔经常组织各种球队，安排各种比赛，激发起大家的热情。在戴爱美这些孩子心目中，飞腿“爱锐叔叔”就是快乐和光明的化身。
利迪尔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他监管着两栋住着200多人的男女宿舍，每天早晚他要保证所有人参加集合点名，还有很多琐事，如打水、搬煤、倒垃圾、清扫房间，晚上还要辅导孩子功课。
一位天津来的妓女曾告诉邻居，利迪尔怎么帮助她在房间墙上搭了个架子，“他是一个为我做事而不求回报的好人”。
后来发病时，利迪尔头部常常剧烈疼痛，但他只一心关怀别人，安慰别人，把欢乐带给别人。
侨民吉尔基曾这样描述这位可爱的难友：“当我在集中营的晚上走过娱乐室时，经常看见利迪尔俯身在棋盘和船模型旁工作，或者在指导人们跳一种社交方格舞。他总是全神贯注，又兴致盎然地捕捉那些被囚禁者的想象力。他充满幽默感和热爱生命的热情，他的热心和魅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
黄乐德募款十万资助侨民
侨民被关押在乐道院期间，不少潍县人给予了帮助。集中营内的食品供应紧张，一些胆大的侨民便偷偷将自己的首饰扔出墙外，和潍县农民交换食物，一段时间，集中营内经常通过“地下黑市”买到大量的鸡蛋。体弱多病的侨民无药救治，德位思托张兴泰给黄乐德捎信，让他帮忙筹钱接济被关押的侨民。送信的运粪工张兴泰在侨民眼中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当时侨民和外界唯一的联络人，据说张兴泰曾将密信塞在鼻孔里，粘在粪桶底下传出。黄乐德四处游说，募捐十万美元，将捐款分3次送交瑞士使馆，有计划地供应集中营美、英侨民所需营养食品与药物。此事暴露后，日本看守大为恼火，立即追查消息泄露原因，但终无结果。
侨民拿首饰换食物，地下黑市交易频繁
高墙外，有人向墙内递送食品；高墙内，几个人在接应。一位侨民用画笔描绘了当时潍县农民向集中营内传递物品的情景。
集中营内的食品供应越来越紧张，一些胆大的侨民偷偷将自己的首饰等包好，夹上一张此物想换多少食品的字条，趁看守不注意扔出墙外。善良的潍县乡民捡到后，总会从墙外扔回超出他们要求的食物。
天长日久，这种地下交易逐渐形成规模，侨民们称之为“地下黑市”。为防止交易过于频繁被看守发现，德高望重、做事心细的斯坎兰神父自愿作地下交易的联络人。有5名传教士所住的房间恰好靠近围墙，成为做黑市生意的最好地点。
负责在集中营外面联络的是一位康太太，有的侨民回忆说是江太太。康太太或她的小孩子从外面把鸡蛋或小包递进，斯坎兰等在里面接应。大批货品递进的时候，通常是在夜间进行。
一段时间，集中营内经常保持收买到大量的鸡蛋。负责接收的侨民把鸡蛋放在衣袋里，小心翼翼地转送到各处。集中营里买鸡蛋的人很多，基格神父有点奇怪，日本看守最初竟不知道鸡蛋并非侨民主食中的物品。后来被日本看守发觉，开始搜查，但也没有根绝充满温情的“地下黑市”。
茅房苦力暗中送信募款资助被囚侨民
在侨民眼中，集中营内的运粪工张兴泰是个传奇式人物。他们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其事迹却被不断演绎、传扬。
被关押的燕京大学教授谢迪克从潍县返回北平后，在该校举行的欢迎座谈会上说：“营内谣言甚多，真正消息只有一两个人能得到，然后再慢慢传给大家，得消息的方法，是有一个重庆的间谍乔装成茅房的苦力。”
其实，张兴泰只是一名运粪工。他是附近村庄的一位农民，此前与德位思牧师熟识，还得到过德位思的帮助。为了突破日军对他们消息的封锁，自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德位思，想到了能自由出入集中营的运粪工张兴泰。
关于张兴泰传递消息的方式，有不少记载。
基格神父最初以卫生巡查队队长的职务作掩护将书信打成小包，“粪夫揣在怀里带到外面”。后来看守发生怀疑，出入严加搜查。基格便把信藏在小锡盒里，“让集中营里的修理工焊好封严，投进粪桶，交粪夫背出”。
还有侨民回忆，运粪工曾将密信塞在鼻孔里，粘在粪桶底下。
集中营内供给日益减少，体弱多病的侨民无药救治，德位思托张兴泰给黄乐德捎信，让他帮忙筹钱接济被关押的侨民。
黄乐德是寿光黄家庄村人，自幼在教会学校读书。在广文大学学习期间，德位思任校长。乐道院被占前，黄乐德任广文中学校长。
据黄乐德后人回忆，接到德位思的求助信后，黄乐德当即让张兴泰带进集中营2000元伪币救急。
随后，黄乐德领着儿子黄安慰，带上干粮到处募捐。可是条件所限，筹到的钱款数量并不太多。
黄乐德只好到寿光和昌乐，他辗转托人向昌乐、寿光一带的国民党军政长官张天佐、张景月进行游说，反复陈明利害，称集中营内关有蒋介石的顾问等西方要人，如果出钱搭救，将来他们在蒋委员长面前美言即可获高官厚禄，若见死不救，后果难料。
张天佐、张景月终被说服。他们的捐款加上教友和乡民的捐赠，黄乐德共筹到善款30多万伪币，当时折合美金10万余元。
黄乐德让女儿黄瑞云、儿子黄安慰将捐款分3次送交瑞士使馆。瑞士使馆一面派人到潍县与日军交涉，一面与英、美外交部取得联系。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派出艾格为驻山东代表，专门负责有计划地供应集中营美、英侨民所需营养食品与药物，费用由美、英两国政府提供。
此事暴露后，日本看守大为恼火，立即追查消息泄露原因，但终无结果。
潍县集中营为何“相对松散”
提起集中营，人们自然联想起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与之相比较，日军在华设立的侨民集中营有着一定的差别，学者朱玉湘用了“相对松散”一词。
朱玉湘认为，潍县集中营的侨民固然对外失去了自由，但内部又有相对松散的生活环境，原因是当时日本有10万侨民在美国，也被集中生活。日军如果对美国在华侨民过分虐待，害怕美国进行反报复。
美国学者郎东吉尔基则认为，日本人“是把整个西方社会缩小，再加上适当的压力，使它成为一个人生的试验场”。
潍县乐道院的环境设施，恰恰符合这样的要求。乐道院经过数十年的经营，教堂、医院、学校等一应俱全。在这里一方面可以使他们与外界隔绝，一方面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具备西方生活要素，与闹市区隔离，又紧靠比较发达的城市，这样的地点在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的确难寻。除此之外，这里还具备两个特点：一、地理位置重要。潍县是烟潍公路和台潍公路终点，胶济铁路经此西接津浦铁路，有一个飞机场。从东到西，由南到北，公、铁、航连接一起，沟通省内外交通，战略地位重要。二、军事上比较安全。胶济线沿线城市日军都有驻军，且有大部伪军支持。日军在青岛、日照附近沿海重点区域修筑防御工事，潍县地处山东半岛腹地，外有保障，军事上安全得多。
这座“人生的试验场”尽管“相对松散”，但集中营生活条件恶劣，侨民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折磨。不到三年半时间，大约有40名侨民死于潍县集中营。
粪夫传信两侨民暗夜逃脱
战争迟迟不能停止，获得自由的日子更是遥遥无期。以基格神父为首的几个年轻人开始秘密筹划，准备出逃。曾担任过英国海军上尉的狄兰和神父汉奎特被选为承担出逃任务的人员。集中营内教会的“权威”拉什福德神父得知了他们策划出逃的消息后，因担心出逃行动会让日本人对集中营内神职人员进行报复，集中营内教会上层进行了干涉。于是，基格和汉奎特商量重新选择出逃人员，选中了曾任北平辅仁中学教师的美国小伙子恒安石。如何将将消息传递给在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他们还是选择了忠实朋友粪夫——张兴泰。张兴泰将消息传给黄乐德后，黄乐德选择了能说会道的王绍文完成这项使命。于是王绍文密访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司令王尚志，吹嘘外国人有技术，能造机枪等，王尚志一听便答应营救。可因为四纵队在平度孙正村与日军发生激战，王尚志被俘，接应营救计划由原副司令王豫民继续。6月9日晚上狄兰和恒安石顺利出逃。
秘密策划出逃计划神父阻拦被迫流产
1944年初的冬季，以基格神父为首的几个年轻人开始秘密筹划，准备出逃。逃离的任务交给汉奎特和狄兰，基格留守集中营，负责处理出逃行动的善后事宜。
选择承担出逃任务的人员，他们颇费了一番心思。英国人狄兰，当年32岁，曾任英国海军上尉，当过报务员，退伍后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任职，他的汉语说得很好，便于同地方游击队沟通；汉奎特为神父，时年30岁，他们认为神父的身份或许更容易得到潍县百姓的帮助，因为乐道院的传教人员在当时的潍县城乡有一定的信任度。
据狄兰回忆，这年春天，日军守卫雇佣了一些农民，在集中营内挖掘排污管道。尽管看管极严，他们还是瞅机会与挖管道的农民交谈。从交谈中得知，在潍县周围日军控制区外，有当地的抗日部队在活动。
此时，集中营内部出现了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集中营内教会的“权威”拉什福德神父得知了他们策划出逃的消息。因担心出逃行动会让日本人对集中营内神职人员进行报复，集中营教会上层进行了干涉。拉什福德神父把基格和汉奎特叫去，告诉他们，要是逃走，就停止他们的教会工作。
停止教会工作，就意味着不能再做弥撒，不能去听忏悔，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基格和汉奎特商量重新选择出逃人员。考虑到要与重庆的驻华美军总部联络，他们选择了当时24岁，曾任北平辅仁中学教师的美国小伙子恒安石。
粪夫传信找人营救谎称侨民能造机枪
这年春末，挖通排污管道的工程结束。如何与外界联络，再次成为出逃的难题。
是谁将消息传递给了抗日游击队？曾在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任职的郝毓秀回忆，“恒安石密嘱一厨师与乐道院牧师王绍文之妻杨淑兰送信，要求王、杨设法与中国游击队联系”，“于是王绍文密访四纵队，见到王尚志。王绍文吹嘘外国人有技术，能造机枪等。四纵队虽有军械所，但都是一般铁匠，只能造手榴弹、步枪，不能造机枪，所以王尚志听了大为高兴，即派特务大队长杨子明与之商定办法，约时接应”。
基格的回忆录记载，是由“忠实朋友粪夫的联络与他们取得接触”。基格是策划这次出逃行动的头儿，他说的“忠实朋友粪夫”，名字叫张兴泰，也就是狄兰回忆录中说的“粪坑苦力”。
郝毓秀前段的回忆有误。是运粪工张兴泰将消息传给了黄乐德，黄乐德又找到了王绍文之妻杨淑兰。此后即如郝毓秀所言，能说会道的王绍文想方设法完成了这项使命。
王绍文带回纵队司令王尚志5月4日写的一封信。此信经杨瑞兰即郝毓秀所说的杨淑兰、黄乐德、张兴泰之手，传到基格他们手中。
王尚志在信中对日寇恶行表示愤慨，对侨民遭遇深为同情，“倭寇不度德，不量力，竟敢与贵国为敌，致使阁下遭逢大难，剥夺人生幸福……”他承诺一定设法营救，并确定由杨瑞兰作联系人。
他们一面与外界联系，一面准备详细周密的出逃方案。基格与狄兰、恒安石等反复研究、考察，确保万无一失。
正在他们紧锣密鼓进行出逃准备时，4月27日，四纵队在平度孙正村与日军发生激战，部队伤亡严重，司令王尚志被俘，营救计划眼看要泡汤。